張燕玲
  百餘年來世界經濟治理體系建立、發展、變遷,很多都是危機倒逼出來的。G20的誕生和由雙部長級別升格為國家元首規格的論壇,也是由金融危機引起。由於G20具有較高的代表性,特別是新興經濟體國家,起到了危機時期引領經濟的火車頭作用。G20影響力不斷擴大,人們普遍認為它是目前全球經濟合作對話的最佳平臺。
  G20這一應對危機的產物,已顯示了其治理危機的成效,各次峰會證明瞭平等對話的力量。全球合作協同應對危機取得的成果,說明瞭G20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國家聯合治理的優勢,各國元首親自參與對話是G20效率和權威的根本保證。
  但目前看來,發達國家在經濟複蘇後,對G20的熱情、對全球治理改革的緊迫性有所下降,包括早已達成一致的IMF投票權重新分配一事,美國國會就一直拖延而不通過,美國又聯合一些國家搞TPP、TIPP等新架構,其勢必分散G20的影響力。
  G20是西方發起創建的,西方國家,特別是美國,有責任落實G20領袖宣言決議。平等對話,世界的事讓世界的代表共同討論,這是避免世界經濟、政治危機的唯一正確之路。但有個別大國習慣了對別人指手畫腳,我行我素,聽不進不同意見,不覺得自身也有需要改革的地方,美國在這次世界金融危機中因此遭到全球的批評。
  發達國家應正視全球經濟力量格局的改變。近幾年來新興經濟體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一直在50%以上,危機時期超過70%。G20也承諾要改革國際貨幣體系,這就需要嘗試。近年人民幣用於跨境貿易支付並逐步實現可兌換,金磚國家基建銀行及其基金的建立等,都應被視為改革的端倪,G20對此應給予理解和支持。危機已證明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存在巨大隱患與風險,應支持各國使用負責大國穩定的貨幣來分散風險。
  我認為隨著國際形勢日新月異的發展,G20也應不斷加強自身建設,才能更好地肩負起革故鼎新,開拓進取,領導全球的重任。當前最需要加強的是下列這幾個方面的工作:
  一是議行合一的權威性,包括程序嚴密,規制合法,常設化,輪值化,透明化,預警機制和救助機制完善。議行合一,運轉高效,令行禁止,表率性強。
  二是影響廣泛的代表性。除了重視G20中新興經濟體國家的意見外,還要註意聽取G20外部不同地域和類型國家的聲音,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訴求,這樣才能掌握各種真實的情況,更好地解決各種難題。
  三是利益共享的普惠性。地球村成員都是利益相關國家,每個國家都有權分享世界經濟增長的紅利。改善國際治理的目的,就是普惠民眾。
  四是防患未然的前瞻性。危機倒逼改革,G20應運而生。避免危機、阻止戰爭應該是G20的宗旨。加強防患於未然的學術研究,提高超前意識,清除危機發生的土壤,應作為G20的終身課題。
  五是雙腦並用的創意性。G20應充分發揮全球智庫的力量,調動各國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及各國智庫的力量,來為G20做頂層設計及微觀政策建議,以保證G20的關註焦點始終是當下世界主要矛盾,G20決議的問題解決方案是最優方案。
  總之,在制度設計方面,應加強機制化和制度化,順應時代發展,找準世界治理的問題所在,最終建立一個適應21世紀的國際社會治理機制。▲(作者是中國銀行前副行長、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)
(編輯:SN09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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